大數據的價值并不只體現(xiàn)在財富上，還體現(xiàn)在權力上。在高度信息化的時代，有必要從戰(zhàn)略層面去研究大數據與政黨建設和政黨發(fā)展的深層關系。
如今，“單車”正在成為一個熱詞，但關于單車的一組數據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：
2016年4月，摩拜單車在上海投入了第一批共享單車。至2016年底，即在短短的8個月后，在上海共享單車的數量激增至約10萬輛。杭州市從2008年第一次投放了約2800輛公共自行車，到8年后的2016年底，該數量則為約8.6萬輛。
根據投放車輛數量可以粗略計算出，摩拜單車平均每位員工管理近萬輛單車;杭州市公共自行車每位運營的員工可以管理百多輛公共自行車。雖然兩者參與運營人員的職能等可能并不完全相同，測算也不一定完全精準，但人員數量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。
共享單車為何能用較少的運營人員管理如此龐大數量的單車呢 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很多共享單車的新科技運用，比如摩拜單車車身上帶有GPS、SIM卡等，使車輛投放后的運營維護更加高效。這背后體現(xiàn)出的是，智慧管理模式在現(xiàn)代社會的爆發(fā)性生產力。
共享單車的智慧管理模式，也帶給我們對超大城市黨建尤其是基層黨建工作的思考：共享單車公司可以通過利用大數據等，以精簡的人力投放來管理覆蓋到40個城市的巨大數量的單車，那么，在作為超大城市的上海，基層黨組織能否也同樣充分利用大數據，更好更高效地管理和服務近200多萬名黨員，并讓更多新生力量充實到黨的隊伍中來呢
公開、創(chuàng)新與精準服務：上海城市基層黨建面臨的挑戰(zhàn)
何謂大數據 大數據(big data)也被稱為巨量資料。最早提出大數據時代到來的，是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。麥肯錫曾稱：“數據，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(yè)和業(yè)務職能領域，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。人們對于海量數據的挖掘和運用，預示著新一波生產率增長和消費者盈余浪潮的到來。”
大數據的價值并不只體現(xiàn)在財富上，還體現(xiàn)在權力上。托夫勒在《權力的轉移》中指出：當代世界主導權力的力量從暴力轉移至財富，又轉移至信息。信息即數據，對執(zhí)政黨來說，掌握了數據，就掌握了主導權。在我國，黨和國家對大數據高度重視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實施國家大數據戰(zhàn)略，2015年國務院發(fā)布《促進大數據行動綱要》。除此之外，在高度信息化的時代，還有必要從戰(zhàn)略層面去研究大數據與政黨建設和政黨發(fā)展的深層關系。其中一個值得思考的視角是：在不久的將來，大數據使用對基層黨建創(chuàng)新的作用很可能將日趨明顯，甚至成為必然趨勢。
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，上海做好黨建尤其是基層黨建工作有著重要的戰(zhàn)略意義。但與此同時，作為超大城市，上海基層黨建也面對著很多有待回答的基礎性數據問題。比如，哪些人群需要基層黨組織去重點走訪和服務 哪些矛盾和問題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解決 哪些黨員需要精神上的激勵 哪些黨員生活在貧困線下 哪些黨員熱心公益 哪些黨員有專業(yè)特長 這些問題如果能夠通過大數據的梳理，找到答案，就可以為上?；鶎狱h建提供更精準服務，發(fā)揮黨組織和黨員的優(yōu)勢，讓城市基層黨組織成為黨員心中真正的心靈驛站，從而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
與此同時，也要看到，大數據時代對于城市基層黨建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。這主要體現(xiàn)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一是大數據時代如何推動黨務公開
正如百度知道的比你多，新浪、騰訊知道的也比你多，京東、淘寶更知道消費者的喜好和購物習慣，順豐知道你經常聯(lián)系的對象，等等，在一個高速信息化的大數據時代，基層黨組織的網站上如果每天的信息還是幾年前的陳舊信息，就不免會被時代所淘汰。強調黨務公開，并不是說所有的信息都要公開，而是指黨組織需要利用和高度重視信息平臺，除了依紀依法應當保密的黨的核心機密外，一般信息和數據各級黨組織都應盡可能及時向黨員公開。在大數據時代，上海城市基層黨組織也要以“黨員最期待、群眾最關切、公開最有效”為標尺，以層層帶動、上下聯(lián)動、融合互動為途徑，把黨務公開與群眾工作相結合，讓黨員、黨支部針對這些信息與數據更好地了解和參與黨內事務，使黨的主張得到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充分理解和衷心擁護，從而共同來思考黨的建設問題。